央视国际 2007年2月2日 05:44 来源：

新京报

■核心技巧

1月5日，大兴区行知学校校长黄河向区教委申请关闭学校。 这是北京第一所要求关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黄河给出的理由是，学校债务过多，难以为继。 但他承认，自己并不是真的想关闭学校，只是想降低租金或者向政府索取一定的补贴。

50万元债务中的一部分不仅与房东的费用有关，还与学校使用资金的方式有关——学校为农民工子女支付的教师工资是其他学校的两倍，并投资于互联网和图书。 几十万美元。 黄河认为，此举是为了保证农村孩子的教育公平。

另一方面，黄河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穷人办学之路”，负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推动学校发展方面，与媒体合作是筹集资金的一种手段。 他告诉学生，资金不足的问题将在下学期得到解决。

大兴区行知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的命运再次濒临关闭。

1月5日，该校法定代表人黄河向大兴区教委提交申请，要求关闭这所农民工子女公益学校。 原因是成立五年来，累计负债超过50万元。

接下来三天，学校因欠费停水停电。 老师们在烛光下批改完期末试卷，学生们也提前放假了。

这是北京第一所要求关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随后，中央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甚至美联社的多名记者要求采访黄河。

这是黄河第二次成功地将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到他和学校身上。

三年前，黄河主动联系媒体，引起北京十余家媒体同时关注这所学校。 当时，该校700多名师生因学校拖欠房租，被房东挡在校外。

“欠费”是黄河摆在媒体面前的永恒话题，制造新闻事件也成为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方式。 “我一直在为社会做事，遇到的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让社会共同解决。” 黄河将办学“拖欠”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办学经费的结构性缺陷”。 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的实质性支持还不够。 “这不是行知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通病。” 不过，大兴区教委对“行知”这些年的欠费情况有些担忧。 完全相反的观点。

“行知学校的困难在于内部管理不善，这是领导者管理能力的问题。如果管理者没有足够的实力，董事会就应该考虑选择更有实力的人来管理。” 1月11日，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孙勇在办公室告诉记者。

双方的对立观点，让一个简单的“欠费”问题陷入了层层混乱。

一年内停水停电6次

公益学校遇到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应该交给社会来解决。

这次“关门”的明显原因是黄河与房东之间的水电费纠纷。

去年12月5日，房东李叔同再次来到黄河领取水电费。

黄河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他向房东指出水电费不合理，要求调整，否则拒绝付款。

楼主的回答也同样坚定。 如果1月8日之前不收取费用，学校将停水停电。

“目前的电费收费标准是1.5元/千瓦时。” 黄河说，大兴区居民和学校平均用电量为0.49元/千瓦时。 2005年10月，房东将电费从1元/千瓦时提高到现行标准。

于是，每个月底，黄河都会拖欠费用以示抗议。 由于抗议，房东果断切断了学校的水电供应。

一年多来，行知学校的学生已经接受了6次断水断电的教育。 最长的一次持续了一周。

考虑到对学生上课的影响，黄河总是向朋友或自己熟悉的公司借钱来补学费。 但这一次，黄河决定不屈服。

他请学校顾问徐永光商量对策，最后一致认为公益学校遇到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应该交给社会来解决。

在房东停水停电三天前，黄河向教委递交了停课申请，表明这所完全由社会资源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债务。并且是不可持续的。 学校赤字的第三个原因是过高的水电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房租太高。 申请书称，“租赁合同中存在诸多陷阱，行知学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被骗……导致债务越陷越深。” 与房东签订的合同规定，年租金为30万，年租金为2.5%。 至 3% 的增量。 黄河后来了解到，房东李叔同向村委会租用这些房屋时，年租金只有11万，他觉得租金太贵了。

李叔同并不认为他的指控没有道理。 他目前向“行知”提供的校址包括15亩地和3个院落。 原来的供销学校仅占地7亩，每年要收取15万元的“行知”租金。 租金之所以每年都要上涨，是因为地价每年都在上涨。

黄河说，他实在借不到钱了。 该借钱的朋友都借了钱，现在他连电话都不好意思接了。 “这一次，我们被迫将这个问题推向公众。”

“赤字”的主要原因

黄河对建立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要求是，桌椅、门窗可以有一定标准，但网络、图书必须达到公办小学的平均标准。

黄河想告诉社会的不仅仅是学校付不起水电费北京市陶行知中学，因为“行知”每个月的水电费只有4500元。 他还希望公众了解过去五年学校赤字的具体数额和原因。

在申请书中，黄河列出了学校巨额债务的五个原因。 但除了水费高、电费高完全是外部原因和房东造成的之外，其他四个原因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它们的出现与黄河独特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式有关。

未付教师工资几乎占学校历史债务的一半。

黄河给出的理由是，他给教师的工资很高，平均每人1450元，是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两倍。 支付较高的工资的目的是为了聚集一批优秀的教师。

黄河介绍，他的师资队伍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中最好的，其中博士1人，硕士2人，本科35人。

但黄河也承认，收取的学费足以支付教师的工资。 赤字的真正原因是学校的学费收入被用来建设计算机网络和图书馆。

黄河非常重视计算机网络对农民工子女的影响，认为这是他们改变农村身份、享受城市教育的标志。 他宁愿借钱买一台电脑，也不愿花钱买一根新旗杆。

行知学校的操场上，有一根从废品市场买来的旗杆。 黄河找人用废钢管一块一块焊接起来。 为此，他节省了9000元。

并且他预付了10万元，建立了北京公立小学中罕见的校园网络。 他在学校的每个教室都安装了电脑，并将它们连接到互联网上。

校园网络设施已于去年建成。 起初，有企业愿意捐赠20万元，只够建一个多媒体教室。 但黄河认为，多媒体教室只会揭开计算机的神秘面纱。

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随时使用计算机。

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是不现实的。 黄河在每个教室的角落里都放置了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

“学生课后用它来玩游戏也很有好处。”

在30万元预算的前提下，黄河不得不从别处“挪用”10万元。

学校图书馆也是黄河引以为傲的地方。 拥有学生用书4万册，教师用书3万册。 “与北京其他公立小学相比，这也是名列前茅的。” 学校图书馆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黄河又花了10万元买了方氏的藏书。

但行知学校的桌椅、门窗都非常破旧，很多桌椅都是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并重新刷了一层油漆。

黄河说，他为农民工子弟办学校的要求是，桌椅、门窗都要比城市公办小学好。 但互联网和图书必须达到公立小学的平均标准，甚至超过。 “这关系到农村孩子的教育公平。”

在这种教育理念下，2007年1月，黄河共欠教师工资23万元。

申请暂停是一场“战斗”

他没有提及申请停课的事情，只是告诉学生们，资金不足的问题将在下学期得到解决。

在黄河看来，这次申请关闭是一场“战斗”。 “这次我一定要减少不合理的费用。” 他承认他并不是真的想关闭学校。

在1月14日的节日仪式上，他在讲话中只字不提申请停职的事。 他只是告诉学生们，资金不足的问题下学期就会解决。

申请停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房东降低收费，也是为了“提出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经费结构性不足的通病”。

“当我看到暂停申请时，我感到很惊讶。” 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湘潭1月11日回忆，但她也知道黄河并不是真的想暂停该项目。

1月8日媒体报道此事后，市教委主要领导要求提交详细材料。 分管教委副主任孙勇立即约见黄河。

“听说石景山区教委开始试行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每学期补助200元的政策，不知道我们大兴区可以吗……”1月下午9日，介绍完学校情况后，黄河开始与孙勇“摊牌”。

黄河表示，无论房东减费，还是获得每人200元的补贴，行知都能生存。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话题被孙勇转移了”。

“教委将密切关注并帮助协调解决方案。” 孙勇的回答很谨慎。 他说，大兴区有4.6万名农民工子女，公立学校只录取了1.8万人。 其余分布在该区34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22所尚未审批，等待监管。 教委在这一领??域的任何行动都将具有指导意义。

而且，在他看来，大兴区另外两三所由民营企业家投资兴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如海地学校、金玉臣学校，是较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投资和管理模式。

“农民工子女学校必须按照公办学校的标准办学，土地所有权和资金来源问题必须解决，股份制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不过，在黄河看来，民营企业家办学可以作为个案存在，但很难在农村推广。 而且，“有了民营企业家股东，教育本身的独立性也被破坏了。”

“不可避免”的债务

他的办学模式是先借最低限度的钱办学，然后再寻找捐款。 如果捐款不稳定，他就会借更多的钱。

黄河说，他正在探索一条“穷人办学之路”，债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负债累累。 他的办学模式是先借最低限度的钱办学，然后再寻找捐款。 如果捐款不稳定，他就会借更多的钱。

“我以前也尝试过先筹集资金再办一所学校，但没有成功。” 黄河在青少年基金会工作后才改变了办学的想法。 期间，黄河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共同致力于希望工程。 他发现大多数捐赠者在确认捐赠之前首先希望看到一个可行的计划。

这启发了黄河。 “我知道钱从哪里来、如何来。” 2001年，黄河向南京校长借了2000元，在蓬蓬为农民工子弟开设了一所学校。 它是行知派的前身。

学校位于北京一家叫黄土岗的酒店，租用7个房间。

2000元，一部分用来交租房押金，另一部分买了一些课本和文具，组建了一所简易学校。 “以后如果缺钱，我们就会找人借或者捐。” 而如果捐助者的资金出现问题，学校就会出现波动。

2004年，“行知”拖欠租金，700多名师生被房东关在校外。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当时，黄河租用了北京供销学校的校舍。 签订合同时他支付了1万元，剩下的钱以后逐步支付。

签约时，黄河原本得到了徐永光的承诺，即青少年基金会将在2004年给行知资助。“所以当时我很放心。” 但当年青少年基金会发生人事变动，黄河没能按时拿到钱。 当时，学校欠房东7万元。

房东发出最后的付款警告后，黄河不得不向35名老师借了4.1万元，这才让房东推迟了付款日期，才得以渡过难关。

媒体“合作”策略

房东李叔同认为，黄河是因为筹不到钱才将事态升级。 媒体的关注将有利于他筹集资金。

黄河说，“行知”发展至今，拥有师生1200人，被评为“北京市市民满意民办学校”。 徐永光在幕后给予了很多帮助。

当黄河还在黄土港宾馆教学生时，徐永光就带了一个美国的慈善组织到黄河的学校召开董事会。 “他总是把各种资源嫁接到行知身上。” 而且。 徐永光还让黄河懂得了如何利用媒体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并不是所有媒体都采访我。比如美联社要求采访，但我拒绝了。” 黄鹤道：“因为它不能促进行知的发展。” 2004年5月26日，“行知”被房东封校，引起社会轩然大波，最终惊动了北京政府官员。 这也是黄河与北京媒体合作的成果。

5月23日周五晚，黄河承诺将房款交付给房东。 但上海东方卫视记者希望黄河能够在周一支付房款。 这样他们就可以拍摄学生进出学校的镜头。

黄河同意了。

随后，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询问黄河，房东是否真的会关闭校门。 如果是的话，他会去找更多的媒体来报道。 黄河说，也许吧。

周一，北京媒体记者比黄河更早抵达学校。 房东看到这么多记者，便将学生和记者拦在校门外。 学校停课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最后，北京政府官员出面，允许学生进入教室。

黄河说，行知被停职的时候，央视记者也来拍摄了这一事件，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黄河那一周陪同记者到处走访。

房东李叔同认为，黄河是因为筹不到钱才将事态升级。 媒体的关注将有利于他筹集资金。

“以校撑校”的理念

“即使这个行知死了，很快就会再建立第二个行知，这就是凤凰涅槃。” “提交暂停申请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 1月11日晚，黄河走出积水潭地铁站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确实存在被关闭的风险，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即使这个行志死了北京市陶行知中学，很快就会建立第二个行志，这就是凤凰涅槃。” 他朝小西天走去，去年11月初刚刚成立的“心灯家政职业学校”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的一栋办公楼里。

1月4日，黄河在该办公室花了两个小时写了行知学校停办申请书。 他敢于向区教委提出申请，正是因为这所职业学校。

在他的设想中，全国家政服务业有2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一个基本无风险的行业。 如果他的心光家政学校做得好的话，一期可以招收500名学生，也就是说每个月可以招收5万名学生，一年可以招收60万名学生。 两年后，“心之光”将进入盈利阶段，以??支持行知学校，稳定解决后者的资金缺口问题。

对于目前的危机，教委的意见是向房东“妥协”。 1月15日下午，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孙勇建议黄河起草一份给房东李叔同的声明，承诺与李叔同的租赁协议仍然有效。

黄河当场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另一个计划：向农业部、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工委和大兴区政府提交四份关于学校停课事件的报告； 与此同时，在英国律师团队的代理下，已缴纳水电费但仍然停水停电的房东李树同被诉至大兴区法院。

黄河并不急着给房东打电话协商恢复水电事宜。 他更着急的是如何筹集50万元的债务。 他始终相信自己仍然可以筹集到资金。

2月4日，央视将举办慈善晚会，黄河是受邀嘉宾之一。 场外，有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那天，黄河有时间说话。 他已经在为此做准备了。

如果房东仍然不恢复水电，黄河将在会上解释水电中断的始末。

“我相信这笔钱可以筹集到。”

■特写：没有水、没有电的日子

1月9日起，行知学校停水停电，扰乱教学和生活秩序。 宿舍和教室没有电灯，食堂没有自来水做饭。

大锅饭也被小炉子取代。 因为不能用大电炉、大炒锅，就用小燃气锅代替。 就这样，一锅菜变成了几十锅，让厨师们忙得不可开交。

校车还有另一个用途：每天两次，每次70至80桶，给附近村庄的老乡家送水。

期末考试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多月。 打印试卷的打印机被搬到了食堂。 从外面一个老乡家接了一根电线，用老乡给的几度电印出了一万多份试卷。 考试铃声也改为口哨声。

快到放假的时间了。 老师们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大家都有些着急。 食堂的饭菜越来越素食化，有时晚饭也得吃冷馍馍。 王昭老师偶尔会和同事出去吃酸辣面，一份三块钱。

“老师们也希望学校经常性的财政赤字能够得到改善，但他们不知道申请停课是否有效。” 常务副校长石武林说，老师们听到提交停课申请的消息后，有的忍不住哭了。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现在达到这么大的规模，我们总觉得这样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让九年级一班学习委员郭少欢担心的是，和以往的初中生一样，下半学期学生退学返乡的高峰期已经到来。 他说，今年只有20多人提前缴纳了学费，班上其他20人可能要回老家了。

班主任张红琴也开始担心毕业生们的去向。 她知道下学期将会有很多学生“流失”。 七年级的三个班级到八年级变成两个班级，九年级又合并为一个班级。 她提醒学生在开学时参观她帮助联系的职业学校。

王坤同学决定下学期回到河南郸城。 老家也在郸城附近的陈昆仑和张杰也正在考虑回到县中学读初三。

我回去读书是因为公办学校不承认行知学校的中考成绩，而且我在北京读高中时不准参加高考。 在这里学习并不太严格，课本也和家乡的不一样。 王坤和朋友们有些担心回到县城后进度能否跟得上。

学生朱大强想留在北京当兵。 山东德州的滕朝阳想去参观班主任推荐的职业学校。 他喜欢电脑，想学习编程。

在同学们眼里，最有前途的就是任毅。 她原本想转学到黄村三中，但要交1万元的学费，父母觉得不值得。 但她被允许在北京少年宫参加音乐和英语课程。 她的学习和文学都很优秀，她的理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这些孩子的家长有的在北京卖菜，有的经营出租屋，有的做装修工，有的开食堂。 “我们应该和父辈那一代人不一样”，他们说，他们的思想更超前，见过的世界更多，阅历丰富，能上网，有文化，有更高层次的思想关于生活。

由于停水停电，1月14日学校提前半个月停课。王昆建议和班主任张红琴合影。 张红钦特意换上蓝色呢大衣，在门口的陶行知校训下合影：“爱学校、爱国家、爱世界、做好人、做事、学知识、学知识”。将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

过几天，王坤和河南周口的另外四位老乡也将一起坐火车回家。 让他们感到不爽的是，他们买不到半价票，因为学校的学生证不被火车站认可。

事实上，留守学生比缺水缺电更担心的是老师会离开。

在学生王坤的印象中，初中一个学期就换了五六位班主任，每学期有近一半的老师离开学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本报记者 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