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悲鸿（1895—1953）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是一位融会贯通中西、继往开来的写实艺术大师。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家乡圩亭镇距太湖三十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其父徐章达，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间画师，善书画、篆刻、诗词。然而清末，政局腐败，列强入侵，徐家仅靠七亩瓜田和辛苦劳作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徐老九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完了《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左传》，继而学习绘画，从临摹吴有如的人物画开始，后又学习写生。十一岁便能为邻里写春联。十三岁时，家乡发大水，他便随父亲外出谋生，卖字画，兼任父亲的帮手。在漂泊中，他体会到世事的不公，常常在画上署名“华夏少年”，盖上“江南穷侠”的印章，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英雄气概。

17岁那年，为了养活一家八口，徐大师不得不在相距几十里地的三所学校当画师。为了节省交通费，他总是早起，摸黑赶路。两年后现实主义画家，父亲去世。他想以画谋生，便到上海卖画。他居无定所，有时饿得要命，只能吃用铜钱买来的饭团充饥。但不画画的时候，他还是会到博物馆、图书馆或其他艺术机构看书。他发现法国流行西洋画，便下定决心去法国留学，考入震旦大学，半工半读法语。

当时上海明治大学登报招聘仓颉画像，徐先生便按照古书的介绍，以画应聘，被聘为下同园美术指导，住在园中，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文人，观摩了古今书画碑刻。康有为被徐先生的才华所感动，便收他为弟子。徐先生的书画事业大有进步。后来，为了探索外国艺术，徐先生在明治大学得到报酬后，便远赴日本研究，但因钱用尽而匆匆回国。

1917年底，许先生到北京，在画坛展出作品，作品富有生命力和民族风格，受到人们的关注。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画研会导师。此后，他经常到故宫、藏家那里研究古代名画和画论，并接受《新青年》杂志传播的民主思想，这更激发他立下远大志向，以振兴祖国绘画艺术为己任。他在北京大学画研会上发表演讲，感叹中国画因循守旧而颓废，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这篇演讲随即在《北大报》上发表，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关注。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下，许先生随即获得公费待遇赴法留学。

1919年，许大师怀着振兴中国画的愿望，到法国巴黎留学，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师从校长弗拉孟。假期时，他师从大画家柯罗的弟子达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他或到博物馆研究名画，或到艺术学院画人体，到动物园、马场画写生。还曾到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等国，学习古罗马绘画艺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以及十八、十九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绘画艺术。留学期间，他不断对中国画进行创新。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政府经常拖欠公费，许大师生活贫困，不得不打工借贷。为了省钱，他租了高楼顶楼的阁楼，不准坐电梯。他经常吃两片面包和冷水当午餐，又缺少保暖的衣服，因此患上了肠胃病。尽管如此，他每天仍坚持画画十几个小时。他说：“肚子越疼，越要画，画了就忘了疼。”他重视精湛的写实技法，把大洋的“对艺术要有信心，不要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和“不要慕时髦，不要满足于小事”奉为终身座右铭。1924年，政府补助被彻底断绝，在最贫困的时候，许大师的画技却越发精湛。 1927年，他送交法国全国美展的9幅油画全部入选，其中《远方的消息》被法国一位作家购买，并捐赠给法国博物馆，在巴黎引起轰动。

徐大师留学八年后回国。

二

许大师回国时，已是一位油画、素描、国画三才兼备，融汇成自己风格的画家。他有创作天赋，对写实艺术有深刻的理解，对振兴中国画艺术有想法，渴望为国家做贡献。1927年9月，他回到上海，与田汉、欧阳予倩等共同创办“南方画院”。次年3月，应国立中央大学之邀，任艺术系教授。同年10月，接受北京大学聘书，出任艺术学院院长。1929年2月，他继任中大教授，后任系主任。在中大任教18年间，他聘请张大千、高剑父、陈之佛、颜文樑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来任教，宣扬他的美术教育理想。 1942年，他用中英庚款在重庆创办了以研究为主的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许大师调往北平，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后，他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为振兴中国美术，徐悲鸿先生始终把美术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培养写实美术人才，创新美术教育体制。在专业分工上，国画与西画并存，可以交叉学习。国画专业也分科，培养多才多艺的人才。他特别重视人物画，因为“人物画是传达人们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他主张师法自然，吸收西方写实技法。他强调严格训练基本写生功底。他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刻苦练习，充分发挥创造精神。如果作业优秀，徐悲鸿先生常常画画鼓励，如果创作突出，徐悲鸿先生也买画鼓励。他要求学生深入生活，多做生活化、活动化形象的写生和默写练习。他教导学生在一切绘画、作品创作中都要“心胸开阔”，“一丝不苟”。徐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欧洲买回了包括《维纳斯》、《奴隶》、《掷铁饼者》等两米多的巨型石膏人物像，以及《荷马》、《摩西》、《酒神》等（原模），供学生临摹。同时，他尊重传统，开设名作临摹课，亲自授课。如将古代名作《八十七仙》放大后教学生临摹，督促学生不仅要练习白描技法，还要揣摩人物形象、人群构图、布局等。至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还保存着几十件徐先生批注的临摹样板。

徐老师还极力提拔人才，任用人才，被誉为“画坛伯勒”。如徐老师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院长时，发现了造诣深厚却无可奈何的民间画家齐白石，以“一口气对付群众”的坚决态度聘请齐为教授。他先后发掘了吴作人、吕斯白、王林乙等青年才俊，并尽力帮助他们出国留学。当他发现在江西一所中学任教的傅抱石很有才华时，便将画作送给巡抚熊式晖，并获准送傅去日本留学。还有一位名叫蒋兆和的先生，很有发展前途，由于生活、学习困难，徐老师便将他长期留在徐家。上述青年后来都成为杰出的画家或雕塑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新一代中国艺术家诞生了，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中坚力量。

徐悲鸿大师苦练写实艺术创作，融汇中西艺术，独具匠心，体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油画《田横与五百夫长》、《等吾后》和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是其历史画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场面宏大，造型严谨，寓意深刻，体现了他对祖国兴亡和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歌颂了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对弘扬人物画具有开拓意义。他的动物、鸟类等国画作品，简练有力，富有生命力，尤以奔马图闻名中外，他常常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民族复兴和政治繁荣的愿望。早期的油画肖像画，做到了形神兼备，速写细腻传神。其艺术造诣之深厚，堪称中国第一。

田横五百勇士

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与实践，为中国画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也极大地推动了以写实为主流格局的中国现代绘画的形成和发展。

三

徐悲鸿先生爱国爱民，在中华民族遭受大灾难、满目疮痍的年代，他以艺术家的良知，艰苦奋斗，不畏强暴，为弘扬中华文化，支援抗日战争，救亡图存，为争取人民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为弘扬中华文化，提高祖国威望，他自带作品、藏品及借自私人的300余幅画作，未接受国民政府任何资助现实主义画家，先后到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展出，举办过六次“中国现代画展”和三次个人画展，并应邀讲学，参观者不计其数（仅法国参观者就达3万余人，法国政府购买了12幅画作），评论如潮。他还促成苏联艺术家在我国举办“苏联版画展”，实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徐大师因敌军入侵，流离失所，饱受饥寒之苦。他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危巢”，以警示自己和同胞，国亡家亡。他还决定到东南亚宣传抗战，进行义画，为赈灾募捐。为此，他常常忍着腹痛，认真作画。1939年、1941年，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举办赈灾慈善画展，大受欢迎。共筹得十余万美元，全部用于救济难民和娱乐部队。

抗战胜利在望，中国何去何从？陪都重庆的文化界发表了《时局建议》，建议废除特务组织，成立联合政府。徐老师不畏特务的恐吓，带头签字。当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组织“野马学会（漫画学会）”，编印刊物揭露国民党政府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把戏，被暴徒撕毁恐吓时，徐老师立即画了一幅《奔马》送给他们，并题词鼓励学生为美好未来而奋斗。1947年，徐悲鸿先生保护参加五·二零运动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师生免遭罢免和逮捕。1948年秋、1949年初，徐老师拒绝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南迁。解放军逼近北平城时，傅作义（时任华北“剿总司令部”总司令）邀请他参加学术座谈会，征求意见。徐老师首先发言，说北平是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古代的首都。他对傅抱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不战’才能保住这座名城，要顾全大局，顺应民意，为保卫北平作出贡献。”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中华全国文联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联常委。后来又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参加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审查。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徐悲鸿郑重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最后提交全国政协讨论并正式批准。他是多么深刻地感受到和理解《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含义“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徐悲鸿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认真贯彻文艺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带病到水利施工现场体验生活，绘制英雄模范像，积极参加重大社会活动，忘我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不幸逝世，享年58岁，全国作家协会举行了公开追悼会，其灵柩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徐悲鸿逝世后，其夫人廖静文女士遵循他的“为国为民，留存这些艺术珍品”的夙愿，将凝结其一生心血的藏品，以及其本人的遗作，全部捐献给国家，供人民永久使用。现藏徐悲鸿遗作1200余件，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书画家作品1200余幅，中外艺术图书、书籍、碑刻等文物1万余件。

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研究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一生。

笔记：

①中国画改良之道：“存古之善，继衰之，改恶之，补不足之，取西画之所长。”

②后来，1947年五二零运动期间，野马社出版了漫画《带我去吃饭》，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象征。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集编委会编：《中央大学南庸、沥渚、南京名师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34-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