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中部地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定位，聚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现新的重大突破。

事实上，自2004年中央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部地区崛起”以来，20年来中部地区GDP增长近10倍，2023年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将达到21.6%。

中部地区过去20年崛起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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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前，中部六省面临的困难也是切实存在的。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原本“高歌猛进”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内部出现两极分化。2023年，中部六省中，只有湖北、安徽两省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水平。2024年一季度，除湖北外，其余五省增速均低于全国水平。

一季度，中部六省中，仅湖北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来源：江西省信息中心

因此，在这一轮部署中部地区崛起中，“加速”成为重点。在前几届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加快步伐”的表述屡见不鲜。在时间紧、任务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如何加快崛起？

山西的煤炭依赖

目前，山西是中部六省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省份。

从经济规模来看，2023年山西GDP约为2.57万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排名垫底，落后排名第五的江西近6500亿元。同时，山西是中部六省中唯一一个GDP低于3万亿元的省份。即便山西按照2023年初确定的5.5%的增长目标，跨过3万亿元的门槛也需要一段时间。

同样位于中部的河南、湖北两省已开始向6万亿元的目标迈进。

山西的弱项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更体现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区域经济对“煤”的支撑依赖程度依然较高，使得全省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

这一点在山西近期的经济数据上也得到体现。

2023年，山西经济将保持5.0%的增速，仍低于全国水平（5.2%），但相差只有0.2个百分点。而且从数据来看，山西经济表现也比较平稳，前三季度增速分别为5.0%、4.7%、4.5%，虽然有下行趋势，但波动并不剧烈，四季度也已经止跌回升。

山西太原（图片来源：土冲创投）

但受煤炭减产、国际煤价持续下跌等影响，2024年一季度山西经济“戛然而止”，一季度山西实际增速仅为1.2%，在同期31个省份中排名垫底。

不仅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山西是全国唯一一个经济萎缩的省份，经济总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00多亿元，名义增长率为-7.4%。

其实，山西对自身产业结构的困境早已有清醒认识，早在2006年就提出“去煤化”经济、产业转型等口号，2023年山西又一次性推出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力争实现由“一煤独大”向“八柱撑天”转变。

山西的转型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据新华社报道，2023年，山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34.3%；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可降低3.2%；工业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8%；工业方面，晋南新型特色医药基地、晋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充分发展。

但受能源供给等多重因素影响，至今山西经济仍然与“煤”高度相关。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山西煤炭产业增加值仍占规模以上工业的52.6%，煤炭产量创下近年来新高。今年，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全省GDP的31.7%来自采矿业。

转型亟待解决。2024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转型”一词被提及多达17次。这既反映了山西转型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型的难度。

“需要一些外部支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认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传统产业升级缓慢，使得以山西为代表的中部六省难以跟上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经济增长放缓将进一步加剧产业建设和升级难度，进而拖累发展速度。

叶青告诉《时代周刊》记者，包括山西在内的中部地区虽然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但在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下，加速崛起并非单打独斗就能实现。尤其在中部地区涉及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时，还需要在宏观层面给予一定的配合。

山西省十二大报告提到，“转型发展要内部力量和外部支持结合起来”。此前，山西省社科院研究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山西转型发展面临困难和制约，除了自身努力外，也需要外部支持。

湖北最有前景

在中部六省中，湖北是外界较为看好的中部新引擎之一。

从经济规模来看，湖北GDP虽然低于河南，长期稳居全国第七、中部第二，但近年来湖北发展势头明显强于河南。近10年，湖北经济增速只有2023年低于全国水平，其余年份经济增速均领先全国0.8-2个百分点左右。今年一季度，湖北经济增速6.1%，是中部地区唯一一个增速超过全国水平（5.3%）的省份。

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湖北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之一。

以集技术、劳动力、资本于一体的汽车产业为例，自1969年“二汽”在湖北十堰成立以来，经过50多年的发展，湖北省已聚集了25家整车企业、1600多家零部件企业，成为全国汽车工业化程度最高、产业链条最完整的省份之一。

湖北同样有着敏锐的产业转型升级意识。早在2009年，湖北省会武汉就率先喊出了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口号。今年，湖北“武乡石穗”汽车集群入选全国第三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我国三个国家级汽车产业集群之一，产值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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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国资委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北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0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去年11月，湖北发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建成国家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比重达到40%以上。

此外，对于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无人驾驶技术，湖北也做出了一些布局，如武汉在全国率先发布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试点政策，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运营服务区。

未来湖北经济将更多依靠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和区位优势。

事实上，在讨论“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时，中央有关会议就强调，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现新的重大突破山西唯一的985，必须充分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和区位优势，而这些恰恰是湖北的优势。

从教育、科技优势来看，中部六省共有6所“985”高校、20所“双一流”高校，其中湖北一省就有2所“985”高校、7所“双一流”高校山西唯一的985，占中部地区三分之一。此外，武汉是全国第五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之初就肩负着“支撑中部、辐射全国、融入全球”的创新增长极使命。

区位优势更不用说，湖北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承东启西、贯南启北、通江达海，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但湖北并不满足于此，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多式联运”正将湖北从“九省通衢”推向“九大洲通衢”。

需建立协同发展机制

中央部署“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无疑为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在支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亟待加快崛起的中部地区，政策支持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对此，叶青认为，经济结构单一、产业转型缓慢的困境不仅是山西省面临的问题，在中部六省乃至部分东西部省份也都存在。“中部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良，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资源比较分散，人均资源略显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产业规划还存在重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部地区资源的最大效率发挥。”

以教育资源为例，中部地区有700多所高校，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30%，但人均经费不仅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也远远落后于西部地区。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中部地区人均经费为17725.22元，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24757.59元）、西部地区（29341.17元）和全国平均水平（22205.41元），比东部地区低约29%，比西部地区低约4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

其中，湖南省、河南省人均经费分别为15019.33元、15353.80元，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倒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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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速崛起，叶青认为，中部六省需要建立有效的协同发展机制，有大局意识，真心共享优质资源，真心打造优质产业链。“同时，可以建立一体化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公平正义原则下，对内对外做出必要的互利共赢安排。”

“除了一体化、协同发展，基层营商环境建设也是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关键。”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中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旭超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部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目前与其他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可能主要集中在基层营商环境建设上。

事实上，在6月1日举行的第十三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部地区招商推介会上，中部六省相关领导就将“营商环境”与“创新转型”并列提及。此前，六省也把持续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之一，部署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